房玄龄也许因为洞悉人性，清楚知道当一件事交给一个人负责时，那人往往能咬着牙把这件事情给干好。
但若把一件事情交给两个以上的人负责，那这件事基本上黄了。
又或许因为受到隋朝或者唐初武德年间人浮于事给房玄龄造成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在房玄龄看来，往往人多不会让朝廷的运转效率上升，相反，随着自己精简朝廷人员，往往能达到虽然干活的人少，但至少能干完活的情况。
至于考成法，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末位淘汰法，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考成法更偏向将一个任务拆解后分成一个个定时定点的小任务，让下面官员知道自己每年每个月应该做什么，只要按部就班的去完成考成法制定起来的目标就好。
就这点上来说，现代街道或者乡镇里，应该有针对每个部门干部统一的工作报告。
基本上都规定了每个月需要做好什么，然后每个月开会总结，根据自己的进度确认自己的下一步目标。
虽然很多时有些在瞎忙，但至少给基层干部有了工作目标，而不是就坐在办公室里喝茶。
换句话说，考成法这东西虽然是明代发明的，但是现代依旧没有被淘汰掉。
而对房玄龄来说，若自己能把考成法推行下去，那自己就能给下面官员有个每月日常，把需要他们做的东西全部相继列出来，作为他们的月常任务。
这些任务处理好了是及格线，如果处理不好，那就说明了他们能力真不够。
当然，这些指标类的东西推行到下面，很有可能会产生很多无中生有的情况。
但房玄龄清楚，要没一定标杆给官员造成限制，那官员也很可能会产生惰怠的情况。
而且，房玄龄觉得自己也需要留下一种裁撤官员的合理手段。
因为房玄龄渐渐发觉随着贞观年一路走来，朝廷官僚架构哪怕自己有心压制，也不可避免的膨胀，房玄龄不敢相信将来若自己走了，自己这一手构建的官僚体系会膨胀到什么样子。
说实话，官僚体系膨胀几乎是任何一个政权都不可避免的。
官僚体系对权利的攫取，就好像资本家对金钱的追逐一样，几乎是无穷无尽的。
而一个国家的灭亡往往首推土地兼并，但不要忘记了，推动土地兼并的往往是那些手中掌握着权利，负责执行国家政策的官僚体系。
古代朝代在到达巅峰后极速衰弱，其中有很大原因就是农业税的供给随着国家进入到盛世已经逐渐到达极限，但官僚体系的增长却永不停息。
哪怕朝廷中央的有志之士，心怀国家，才华绝代，当他们想要开始整顿吏治时，往往会遇到整个官僚体系的摆烂，俗称阳奉阴违。
很多政策如果没涉及到官僚体系本身，他们或许还会执行，但只要涉及到他们本身，政策就完全变样了。
所以，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要健康，那对下要有一条让老百姓能够不断进入攀爬的道路。
同时对上要有条让朝廷官员被裁撤的道路，只有两者不断循环，才能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而在房玄龄看来，这考成法就成了考核官员的一件利器，每年制定一定的目标，然后用考成法把这些目标拆成十二步，每个月进行反馈，自然对官员的水平就知道了。
当然，房玄龄到底是个六十几的老人了，更喜欢的还是通过自己的精神天赋一点点把事情安排下去。
毕竟大唐的天是李世民，哪怕李世民把政治全部委托给房玄龄，让房玄龄全权负责，但房玄龄自己只要尽自己所能的做好职责就好。
对比起来张太岳几乎靠自己一人，硬生生撑起大明的半壁江山，熬到油尽灯枯全家陪葬。
而就在房玄龄通过默默观察确定考成法很优秀，觉得可以给李世民汇报，至少在朝廷先行把这种政策给推行开来时，突然得到消息，齐王李佑反了！
“齐王疯了吗？”几乎在朝廷官员听到这消息后不由愕然，齐王谋反，齐王凭什么谋反！
要谋反，也是眼前这位爷谋反的概率更大啊！
李泰看着朝廷官员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统一看向自己的目光，总感觉自己人格受到了侮辱，但又说不出来为什么。
只不过心中忍不住嘀咕，你们这群家伙把目光看向我干什么啊？
造李世民的反……我八岁的时候就把这弱智想法给抛掉了。
李泰没想到的是，在李李承乾谋反前，居然还有李佑谋反这件事。
应该怎么说呢？自己的历史学的不够好，完全不知道李佑这家伙居然想谋反。
简单的说，就是上次新年权万纪过来报告过后，因为奖励了权万纪，惩罚了李佑，这就让李佑对权万纪怀恨在心，认为权万纪拿自己的过失去邀功了。
这有点像汉末的时候，吕布派遣陈登出使朝廷，结果曹操让陈登升官，结果还否了吕布自请的徐州牧，目的自然是离间计，但曹操也不会管陈登的死活，甚至当时来说死了更好。
而权万纪与李佑的关系自然跟吕布和陈登的关系有点不一样，但结果来说其实差不多。
权万纪过来前跟李佑打包票，你把你做的那些错事跟圣人说了，一定会没事的。
然后李佑一看结果，好啊！我被我爹又是训斥一顿，结果你一点事情都没有，还升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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