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阮厚昌等新兴富豪，武安东意犹未尽，一边陪李为民踩着柔软的沙滩散步，一边兴奋不已地展望起未来。
在民众的心目中，他们这些工投公司高层全是“干正事的人”，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事实上恰恰相反。
资本主义，顾名思义，先有资本然后才有主义。
工投公司拥有全越最雄厚的资本，能够影响到全越九成以上的资本家，几乎天天与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并且整个精英阶层大多留过洋，受西方影响远超潘光诞那些反对派，许多思想更右更激进。
只是一直以来韬光养晦，尽可能不卷入西贡政局，显得比较低调而已。
随着公司快速发展，整个管理层的信心急剧膨胀，同副董事长陈世国一样，他极为推崇美式-民主，认为越南应该施行民主宪政体制，应该三权分立、多党制、议会制、一人一票普选制，实现言论自由，把西式民主当作拯救国家的“灵丹妙药”。
阮厚昌那个“包工头”推开了一扇窗，他想打开一扇门。
试图把富国岛特区作为一块试验田，让“民主之花”先在他治下绽放，然后再复制到另外十一个工业村和堤岸华人区，等搞出成绩再推行到全国。
想法是好的，但几乎没有哪怕一点可行性。
联想到被老美祸害过的那么多国家，李为民苦笑道：“安东，你无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坦率地说，在这一问题上我非常认同琰总统的观点。西式民主真那么放之四海皆准吗？我看不尽然，至少不适合现在的越南。”
武安东愣住了。
李为民停住脚步，遥望着一艘海上保安队的巡逻艇，循循善诱地说：“废除君主立宪制几年了，政局为什么依然动荡，军心为什么依然不稳，南解为什么越做越大，除了政府有问题之外，我认为与美国方面不切实际一味推行他们的制度有很大关系。
国家形势用外忧内患来形容一点不为过，想维持内部稳定，想抵御乃至收复北越，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必须拥有一支绝对服从政府的军队，必须压制住一切反对声，只有把力量集中起来，把思想统一起来，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然而，几任美国大使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
一方面支持琰总统，要求政府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敦促政府尽快消灭越盟残余分子，解决渗透进来的北越人员；一方面却同情甚至支持反对派，把对越援助作为武器不断给政府施压。”
“董事长，您同情琰总统？”
“不是同情，是就事论事。”
李为民管他要了一根香烟，背对着海风点上，深吸了一口，继续道：“美国顾问培训国军军官，教他们怎么作战，同时灌输他们的那套理念，结果导致军内思想混乱。导致许多军官不知道应该效忠谁，不知道为什么而战。”
不得不承认，他的话确实有一番道理。
美国驻越军援司令部顾问配到营一级，几乎所有中尉以上军官全接受过美国顾问的培训，潜移默化地受到很大影响，从那些高级军官的衣着和生活习惯上就能看出。
吴廷瑈要求他们加入人民劳动党，要求他们宣誓效忠吴廷琰，这无疑与他们所信奉的理念相悖，直接招致各种反感。
工业村保安队就不一样了，没那么多乱七八糟想法。
对他们而言，端公司饭碗，拿公司薪水，亲朋好友全在工业村内工作或生活，不管与北越作战还是反击政府试图强制收回工投公司的行动，全是在保卫自己的家园。
武安东沉思了片刻，收起香烟问：“董事长，您是说军人不应该有思想？”
“只要是人，总会有想法，如果一点想法都没有，那与傻子有什么区别。我的意思是美国那一套不一定管用，至少不适用于我们。”
李为民磕了磕烟灰，突然话锋一转：“琰总统搞砸了，并且没回头的余地。我们要吸取教训，不能重蹈覆辙，更不能无视民意。所以我同意你先在特区搞试点，不过一定要引导好，至少要把表面文章做得漂漂亮亮。”
言外之意很清楚，形式上民主，事实上独裁。
武安东暗叹了一口气，倍感无奈地苦笑道：“难道没第三条路？”
“美国建国多少年，我们独立才多少年？安东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管做什么事都需要有一个过程。我们这一代人实现不了，还有下一代，下下代，关键是要先解决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比如确保南方不会像北方一样沦陷。”
从“双十一政变”到吴廷瑈前段时间行动中的反应可以看出，身边这位是愿意跟自己一条路走到黑的。
已经同陈丽春摊了牌，许多事情不能再拖了。
李为民转过身，紧盯着双眼，一脸严肃地说：“安东，对于未来，我始终有一个担忧，那就是民族问题。我是华人，家昌是华人，公司股东全是华人，工业村资本百分之八十以上属于华人。随着侬人南撤和东南亚华人企业家不断投资，华人数量正在不断增长，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公司的今天。
由于他们大多集中在堤岸、会安、薄寮和各工业村及各安置点，生活圈子比较封闭，与外界接触不多，所以不管北越怎么挑拨，并没有造成多大影响，并没有激起民族矛盾。下六省乡村经济战略即将全面铺开，他们会陆续走出封闭式管理的工业村，不久的将来，华人会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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