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万骑于羽林卫中脱颖而出，实际上羽林军就此分割成了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是万骑，另一部分是羽林卫，羽林卫又分为左右羽林卫。
左右羽林大将军的职位在万骑中郎将之上，但是他们却无权调动万骑。而今，韦氏专权，又把万骑一分为二，分割为左右万骑，左右羽林卫则更名为左右飞骑。
于是，羽林卫就成了一个比较虚的名号，在其下实际上是由左右万骑、左右飞骑四支队伍构成，合称为羽林卫，由宰相兼长安兵马大总管韦温统摄。
羽林卫中的这四支军队，则由韦后的侄子韦捷、韦濯、韦播、韦璿，还有韦后的外甥高崇、女婿武延秀统带，这种一家独大的格局在其他任何帝王时候都是不可想象的。
非常时行非常事，如果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这么做倒也无可厚非，问题是韦后的这些子侄亲人，没有一个具备带兵的能力。
韦后和李显被幽禁房州的时候，韦后家族也受到了武则天的严厉打击，她这些子侄辈们那时才多大？就此流放岭南，为生活所苦，没有受到高门大姓应有的教育。
所以这些人掌握军队之后，为了能够迅速控制这支军队，做到令行禁止，所采用的唯一办法，就是简单粗暴的严刑峻法。这种行为，显然起到了反效果，否则杨帆和李宜德、王毛仲绝不可能这么顺利潜入飞骑大营。
王毛仲和李宜德是李隆基的心腹。
王毛仲是高丽人，父亲曾官至游击将军，后因犯事处死，年幼的王毛仲就此被充为官奴，分配到相王府为仆，自幼就是李隆基的伴当。
李宜德，却是李隆基到潞州任别驾时发现的一位豪杰。此人本是潞州一位豪绅的家奴，矫捷善射，被李隆基看中，花五万钱买下，成为侍卫。
这两个人是李隆基派到京城协助杨帆收买军心的。在驭人这一点上，李隆基明显比李显高出一大截。
李显当初听说张柬之等人有意拥其政变后，惊恐之极，极力推诿，以致张柬之等人怕他惶恐泄露，在真正实施政变之前一直隐瞒着他，直到发动时才强闯东宫，拥他上马。
这么做的直接后果，就是张柬之等人尽管对李唐皇室忠心耿耿，从不曾有过悖逆李显之意，却从心底里缺少对他这位君主应有的敬畏。
虽然张柬之等人自己也未必意识到他们有这种心态，但是政变成功后，他们骄横跋扈、视天子如无物，以致迅速与李显交恶，其中主因却恰缘于此。
如果李显当时一味地扮驼鸟，对政变一事不闻不问，张柬之等人政变也失败了，那么他会因为不知情就被武则天赦免么？根本不可能。
既然如此，为何不积极主动地拿过控制权，如此一来，一则以他太子的身份，可以招揽更多人为其所用，使政变成功的可能性大增，二则在此过程中就能树立他的绝对权威。
如果神龙政变是李显全程参与并主要领导的，张柬之等人在政变成功后绝对不会那般专权跋扈，以他们的忠心和才干，若能与李显君臣相宜，未尝不能重演贞观时盛世景像。
李隆基就没有犯李显的这种错误，此前他在羽林卫中毫无根基，他需要杨帆这个虽然去职却还没有过气的大将军支持，才能获得军中将领们的忠心。
但他并未因此甩手不管，把所有的事情全部委托于杨帆，李隆基派出他的两个心腹参与“招安”，就是表明一种态度，提前向这些将领们灌输一种观念。
他要让所有归顺的将领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杨帆只是负责牵线搭桥的人，他们真正投效的人是相王，将来能给予他们富贵荣华的也只能是相王。
这是一种政治态度，也是一种政治智慧，是一个成功的上位者必须应该具体的政治素质。
飞骑左营的大将军是韦濯，韦濯麾下有三员大将，葛福顺、陈玄礼、熊明伟，这三人都是羽林卫的老将。这三人现在都在葛福顺的军帐中。
韦氏跟暴发户似的，还没有培植出那么深厚的底蕴，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源用以撤换这些具体掌兵的中高阶将领，但他们已饱受排挤。
引着杨帆和王毛仲、李宜德悄然潜入这座大帐的则是万骑右卫的中郎将马桥。大帐的窗子和门都用厚毡蒙了起来，严防灯光外泄，好在已是秋末初冬，并不令人气闷。
帐中诸人散坐着，个个神色凝重。万骑是杨帆的大本营，黄旭昶、楚狂歌等人早就被他说服了，如今要说服的人就是飞骑的将领，此前他们已经有过几次接触了。
飞骑与万骑本来泾渭分明，并没有什么深厚的关系与渊源，可是韦捷、韦濯等人对将校士卒动辄打骂，万骑与飞骑将士同病相怜，又有杨帆授意，楚狂歌、马桥等人频频与飞骑将领接触，自然便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此刻正在向飞骑将领解说利害、示恩拉拢的人是王毛仲，李隆基的这两个心腹中，王毛仲聪颖机警、能言善辩，李宜德讷言寡语，但坚毅果敢，临危不乱，二人互补所短，正是最佳搭配。
杨帆有意只做一个引见人，所以就如他带着王毛仲和李宜德去会见万骑将领时一样，他很少说话，除了最开始的引见，只在一些关键处或是将领们有所犹豫时才插句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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